这个春节档，想看到《红毯先生》并不容易。
大年初三的下午，为了找个合适的场次和影厅，我不得不舍近求远，多跑了5、6 公里，才跟大银幕上的刘天王胜利会师。
5、6公里的距离，在北京可能不算什么。但在一个二线省会城市里，这个路程已经能够让大部分拖家带口的春节档观众打退堂鼓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，我所买的那场《红毯先生》200多人的大厅，只坐了十几位观众的原因。
体感到的排片情况与上座率与数据相吻合。大年初三当天，《红毯先生》的排片占比只有3.2%，场均人次为7.5。如果联想到春节档开票前，在“强制最低排片”风波中《红毯先生》坚持不参与的态度，更会暗觉春节档电影市场竞争的残酷性。
《红毯先生》确实不是春节档的特供片。它语境高、调子灰，虽然是喜剧但底色终究是荒诞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些对影视行业“潜规则”不了解的观众，即便看了，估计也咂摸不出味儿。没有讨论欲，自然带不来大范围的二次传播。
但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审视，《红毯先生》这样一个拍“电影怎么拍的”元电影，又最适合在春节档这个国产电影的最大档期上映。
它是老派电影人的悲歌，是讽刺文娱舆论生态的小品，是电影魔术“穿帮”镜头的集锦……春节档电影的幻象越迷人、舆情越灼热、演员越是人戏不分，《红毯先生》的表达就越是能形成一个与现实映照的闭环。
事实上，《红毯先生》遇上《热辣滚烫》，戏内的刘德华遇上戏外的贾玲，也恰恰构成了一组互文。
他们齿缝间挤出的暗语都是：我是演员，不是Joker（小丑），请尊重我的认真和努力。
只不过，以真诚做武器的贾玲，简单直给，用减重100斤成就了“呼喊”；而总是体面的刘德华，选择了再隔一层，化作了真戏真作的“细语”。
贾玲的“呼喊”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点燃了票房也引发了如潮的舆论，未来的她职业处境因此变得更严肃也更复杂。刘德华的“细语”则像提前预备好的脚注一样，解释了贾玲近乎献祭般的努力和自我证明，为什么在如今的内娱大环境下不一定是件好事儿。
说完场外话现在聊回电影本身。
《红毯先生》虽然后半程看起来观感复杂，但事实上是个简单的故事。它讲的就是一个影帝为了拿奖去演了个农民，却因深度体验生活而引出诸多枝节，最终把电影拍摄变成了一场事故的故事。之所以观感复杂，一方面是对刘德华个人影射颇多；另一方面是对圈内习以为常的“潜规则”的晾晒。
关于这部电影与刘德华本人，以及他和导演宁浩过往经历的细密联系，电影上映前就有很多详细的八卦“考古”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
我在看完电影后，倒是觉得片子里三个红色意象，很适合当关键词，用来解析《红毯先生》。
第一个，是“红毯”。
这是电影人荣耀的象征，是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咬合的关节，也是片中刘伟驰想要用努力维持的规则和体面。
《红毯先生》的开篇，就是工作人员铺红毯的镜头。面无表情的工人在平平无奇的地面、台阶上，铺好看起来就廉价的红色地毯，背板一竖、灯光一打、镜头一聚，就成了神奇的荣耀之地。
这场景看起来很荒唐。但作为一个以仪式感为地基的行业，电影就是要求所有从业人员都尊重这种假定性。
刘伟驰作为老派演员的代表，是尊重这片红毯的。但他尊重的不是艺术，而是规则。
他只要面对镜头，总是儒雅、隐忍、内敛、风趣，有不快一秒压制，有野心也藏得很好。在镜头外，他偶像包袱比天大。身材管理自觉到严苛，哪怕拍短视频也要字正腔圆。你想看它Duang一下，或者跳段科目三，不好意思，他没有这个娱乐精神。
他不是把电影当做艺术、生意或者娱乐来看，而是当做竞技体育来看的。
他不想用电影触动心灵，不求用电影撬动资本，更不想单纯服务观众。他就是要证明自己能赢。他也认为，只要遵守规则、勤于练习、足够努力，就能赢。
你可以说他的“红毯精神”是功利主义，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但换个角度看，是不是也可以叫做“敬业精神”，可以叫做“德艺双馨”，可以叫做“戏比天大”呢？不管旁人怎么看，起码被保护得很好的刘伟驰认为自己是后者。
第二个是红点。
红点是摄像头开启后的提示灯。这是刘伟驰最热爱也最恐惧的东西。当他扮上，是角色的时候，他是喜欢这个小红点的。但当他是生活中的自己的时候，他是惧怕这个小红点的。
红点亮起前后，两个世界。这是影视行当的通行规则，也给演员打下了思想烙印。
就像很多老艺术家一样，刘伟驰很难接受在短视频里玩梗、谐谑，或者哪怕因为口音造成台词的一点点瑕疵。这不是说，他不愿意扮丑充愣，而是他在面对非虚构镜头时，也有个名叫影帝刘伟驰的角色。
只要红点亮起，他就不想暴露一点点真实自我。这是刘伟驰认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。他没有觉察到，如今媒介和人、演员和观众的关系，已经变了。
在这个人手一个“摄像机”的时代，他想要把红点亮起前后的两个世界分得很开，太难了。一来，确实从手机、电脑到扫地机器人、行车记录仪……明里的镜头好觉察，但暗里的镜头不好躲；二来，在现在的观众眼里，这种“双重人格”两张皮，也不可爱了。红点亮起前后的世界，观众都要看。
《红毯先生》中刘伟驰和D站短视频UP主之间的对手戏，就把他的“红点”魔咒演绎得很精妙。
搭档工作时，年轻UP主Summer给他提的所有策划案，他都觉得在开玩笑。他不愿意暴露一点真我，也不想成为“娱乐”燃料。一场party暧昧之后跟Summer回到家“一夜情”时，他又神经质地把房间里的所有“红点”都贴上，他惧怕“食色性也”的真我被拍下、传播，成为要挟的把柄，或是事业的粉碎机。
然而可笑的是，最终让他深陷网暴风波、事业崩塌的视频，并不是“一夜情”录像或是被行车记录仪拍下的他失控砸车视频，而是他自己发出的拍摄花絮——一段他出演的骑马并让马摔倒的动作戏。
这是他认为可以暴露在“红点”之下的“刘伟驰”，但却无中生有出了“虐马”的舆情，导致他断送了演艺生涯。
在泛娱时代，“红点”也成了模糊地带。
第三个是红毛衫。
也就是《红毯先生》中，那个靠造车圈钱的互联网“大鳄”每次出场的标配服装。
这个投资人，是陈伟驰为了给电影找钱拉来的跨界“大佬”。农村题材的艺术电影，只为了用“棉袄文化”去国外拿奖，市场闭不了环。那就得找点要名气不求资本回报的“接盘侠”，为艺术买单。
这个投资人塑造得夸不夸张，现实原型又是哪些人，我们暂时搁到一边不猜。单说为什么刘伟驰和导演为什都想揍他。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他不守规则，或者说不相信电影这个行当的“假定性”。
刘伟驰和导演极度认真的事，为之付出努力的事，在“红毛衫”这里就毫无性价比也没严肃性。说好听些是个大广告，说不好听点就是一群Joker在自娱自乐。当刘伟驰想要说服他投资的时候，说片子的艺术性、思想性是没用的，得展示一下才艺，高尔夫一杆进洞才行。
《红毯先生》给我最深触动的也是这一点。
当一个演员不愿意再当Joker，想要别人严肃对待自己的时候，是不是整个世界都会发笑？毕竟，如今演员得到的“尊重”，很大程度上跟他的物质收益挂钩，而不是他的专业主义。“戏比天大”在实用主义的价值天平上，最多也不过就是个“不疯魔不成活”。
最后，还想说说《红毯先生》的最后一个镜头。
刘伟驰终于迈出一步，站上了他之前一直拒绝的平衡车，找到了一刻的圆满和自由。有人解读说，这是他终于找到了戏和“我”，新事物和旧观念之间的平衡。我倒觉得，不是他找到了平衡。
要知道，平衡车的关键技术就是“自平衡”。世与我、旧与新之间的平衡一直在，只是看“红毯先生”愿不愿意踩上来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