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11日，由魏书钧执导，朱一龙主演，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《河边的错误》作为开幕片于第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举办亚洲首映。这是导演魏书钧的第三部长片、首部改编作品，也是编剧兼主演康春雷与魏书钧继《永安镇故事集》后的再度合作。
《河边的错误》此前在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举办世界首映，「导筒directube」本期带来本片编剧康春雷专访，听他分享了改编《河边的错误》的心得。
导筒
Directub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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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春雷
Kang ChunLei
导筒：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《河边的错误》（下称《河边》）小说的？初读这个小说的感受是什么？
康春雷：应该是2020年6月份，老魏（导演魏书钧）就把小说的电子版发给我，说让我看一下。我一看，这不是余华的《河边的错误》嘛，因为我原来读过这个小说。初读这个小说的感觉，我给他做了一个形容，我当时恰好在听侯宝林的相声，就是《醉酒》，两个人喝大了，其中一个人说你要证明你没喝大，你就顺着电筒的光柱爬上去，那个人说我爬上去？你以为我傻我爬上去？你这边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。我就感觉，马哲（小说主角）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像他的光柱在消失，他赖以信任的某种理性的东西，或者说逻辑的东西在消失，所以他慢慢掉下来了。我觉得我有这个过程，所以我就跟老魏谈了感受。他就觉得可能还挺准确的。
《河边的错误》剧照
导筒：所以改编是你和导演的共同决定吗？还是说他把这小说发给你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说想拍这个故事？
康春雷：他挺笃定的，就把小说发给我，说：“我想拍。”
导筒：从小说变成剧本最大的难点在哪里？这个期间余华老师有没有参与什么？
康春雷：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，余华老师的原著是一个高度凝练的具有寓言性的故事，而我们的电影实际上是要落地的。落地的意思是，我们的每个场景、每个人物要保证真实性，他需要一个空间，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个身份。尤其是主人公马哲，他在原小说里，实际上是一个视角。可是我们要做一个人物，我们看的是这个人的行动，因此我们必须赋予主人公人物性格，同时赋予他除了办案这条线之外，他的生活状况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。另外一点是，原来的小说实际上是通过办案对生活做了一个比喻，而电影应该直接把生活切入进来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要不要有他生活的这条线。
《河边的错误》剧照
导筒：跟余华老师有什么探讨？
康春雷：我们没有见到余华老师。其实我们去南方勘景的时候，有去到余华老师的故乡海盐，我们想看看写出这样故事的作家的生存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们去了那里。但我没有见到余华老师本人。
导筒：所以没有跟他就改编剧本的事情做一些交流？
康春雷：对。但我有看他的采访，他说，好的改编应该不会完全要遵照原著。所以他其实就也赋予了编剧自由，他这么一说的话，空间就蛮大了，就可以发挥开来改编了。而且因为小说语言和电影语言有本质的区别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的过程。
余华老师在《河边的错误》映后环节
导筒：你说刚才要赋予这个人物性格，也赋予他一些生活化的东西。电影里面加了一些人物，比如说马哲的妻子，其实在原著里是不存在的。你是从什么角度考虑去加的这些人物的？遵照了怎样的一个逻辑？
康春雷：创作逻辑很简单，电影还是生活的展现，不是生活的寓言。这当然是我比较个人的一个想法了，我当然认为其他创作者可能有别的想法，但对我来说是要这样的，我要去展现他生活的那一面。我考虑的是，加入马哲妻子的形象之后，我们就考虑这条线对故事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。就这么考虑的。
《河边的错误》剧照
导筒：马哲和“疯子”（另一个人物）在原书里面是两个视角。你觉得这两个视角的镜面关系，有趣在哪里？
康春雷：有时候正常人和疯子的边界也不是那么的明确的，一脚跨入某个情景可能就疯了。那么对于遵从理性的、以逻辑来破案的马哲，实际上他离疯狂也没有那么远。
导筒：疯子这个角色是一开始就安排好你来演的吗？
康春雷：不是，我一开始也不是很确定我要不要演。后来我和老魏也见了一些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觉得我可以。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，我们不认为疯子看起来就是那么具有攻击性的人。所以他可能需要一个看起来比较强壮而面目和善的演员形象。
《河边的错误》编剧康春雷
导筒：您跟朱一龙在合作方面就是有什么感想吗？他符不符合你想象当中的马哲？
康春雷：其实是我们拍摄第一天，我就确认他非常符合我想象的马哲。他的戏很好，工作状态也非常投入。我之前见到他没有上妆的样子，那种他在平时生活状态里的样子，和他上了妆到了剧组进入人物状态的样子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我认为他的人物塑造能力非常强。
《河边的错误》主演朱一龙在平遥国际电影展
导筒：你有跟他探讨过马哲跟疯子之间的关系吗？
康春雷：我觉得没有探讨的必要，实际上他很理解我刚才说的，马哲逐步走入疯狂的过程，他都是非常清楚的。
导筒：对比一下你跟魏导在《永安镇故事集》（下称《永安镇》）合作，那时在现场有很多即兴创作。但这个故事它是有小说托底的，即兴创作空间可能没有那么大。这样的差别让你有什么感受？
《河边的错误》剧照
康春雷：首先，我认为并不是因为《永安镇》是原创，《河边》是改编才造成了这种差别，而是因为《永安镇》的叙事结构允许我们发散着去做，因为那个故事本身具有一种散点的视角。我们谈剧组里的不同的人，我们谈这个小镇上不同的人，实际上它是发散出去的。
而《河边》是围绕着一桩凶杀案发展的，那么它的结构就应该更加地围绕我们的主线去发展，至少是围绕我们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去发展，那么它就不宜有很多发散性的写作方式。所以在这种结构的要求下，我们就不太可能做很多即兴的东西。
《永安镇故事集》剧照
导筒：《永安镇》是三段式的，给人一种像三个短片连在一起的感觉，可以有不那么连贯的地方。但是《河边》的叙事有连贯性，这在剧作创作上，《河边》会让你觉得更有挑战吗？
康春雷：《河边》更有挑战，因为实际上我们要照顾到很多层面的叙事逻辑。我说的叙事逻辑，一方面是这个案件本身，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总是要调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，或者说这两个方向都要照顾到。还有一点是，因为它是一个年代戏，故事在90年代初发生，我们还要了解这个时间背景，当时人物说话的方式之类的。
《河边的错误》剧照
导筒：在观影的时候，感觉在案件处理部分，《河边》像一个类型片，后来的剧情线集中在马哲身上，又像一个心理悬疑片。在剧本要平衡这样的结构和风格上的差别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考量的？
康春雷：其实初读余华这部小说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判断，实际上它是一个反类型作品，它是依托于类型元素所做的一个反类型的叙事。类型的好处是，我们跟观众交流达成了某种默契，就像我们看武侠片，我们永远不会质疑为什么那个人一掌就能把这石头劈碎一样。类型片跟观众达成了某种交流的默契之后，反类型却要在这里面做一点不同于这个类型所表达的内容，它要做一点突破，或者做一点反传统的叙事。
我们为什么就要把马哲工作的地点搬到电影院呢？是因为我认为余华老师的原小说，本身对传统古典主义的侦探小说进行了戏仿，甚至有一点点讽刺。那么相对在这部电影里，我们对传统的侦探片也要进行一个戏仿。所以你看到这里边的电影院的“电影”两个字掉落下来，小李（角色）说，“难道你认为我们的案件也像电影里那样吗？”实际上我们在做的并不是一个梗，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对传统叙事的一个戏仿而已，或者说在跟传统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进行对话。
《河边的错误》剧照
导筒：之前你会参考哪些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或作品呢？
康春雷：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我看的太多了，比如纯推理的埃勒里·奎因、柯南·道尔，还有再偏悬疑一点的，比如雷蒙德·钱德勒，其实我非常喜欢钱德勒。
导筒：《河边》有让你觉得在改编创作上收获了一些经验吗？以后有没有可能会往反类型改编作品的方向走得更深？
康春雷：实际上我不拒绝任何类型，因为那不是我的一个判断标准。我觉得应该也不是说，我的能力让我只能写那个类型，我还是要看故事本身好不好，或者我的想法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。
《河边的错误》编剧康春雷
导筒：你希望观众看这个片子能感受到或者说经历些什么呢？
康春雷：不同的叙事逻辑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，不同的观众会在这个故事里得到不同的答案。我不负责去、也没有权利去解释这个作品在表达什么，因为它已经脱离我了，它现在是一个成熟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，交给观众就好了。
导筒：那你最想通过剧作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什么？
康春雷：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觉得，我的想法跟这个电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实际上，我希望观众看完，会觉得人应该谦卑一点。
导筒：这个结论确实很出乎意料。《河边》里有些人物的结局是因为太骄傲才导致的吗？
康春雷：我们强调了一个词叫“命运”，实际上“命运”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，它原本的意思是“机关”。因为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，所以它的神基本上是人的状态，同时好像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在统领着他们。比如说古希腊的悲剧叙事，一个人为了摆脱诅咒远走他乡，可是恰恰因为到那里，诅咒反而应验了，这个东西叫做机关，现在叫做命运。命运的看法比我们准确。所以人应该谦卑一点更好。